张澜与蔡锷
刘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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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湖南宝庆人,1882年生,比张澜小十岁,但同间留学日本,蔡锷读士官学校习军事,张澜读宏文书院习教育。自1902起,清王朝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张澜便去了日本。其初,留日学生还很少,彼此经常接触。张澜在留日学生中大喊慈禧退朝,还政于光绪,驻日大使和头脑冬烘的人士认为大逆不道,欲押解其回国而治之以罪。幸学校当局维护,得完成学业回国。此事大噪于留学生中,为蔡锷所敬重。是为他们认识之始,凑巧1904年底他们同船回国,谈论之下,推心置腹,各舒所见。原来蔡锷为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之所以留学日本,曾得到梁的帮助。张澜的朋友蒲殿俊是新维新主义的拥护者,相当崇拜梁启超。蜀中刘光第和杨锐是梁的同伙,蜀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信仰梁的才德和政治主张,张澜也其中之一。所以张澜与蔡锷的谈论。是很投机的,逐成为莫逆之交,日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论战中,张澜与蔡锷公正地站在梁启超一边。


四川保路运动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政治路线的追随者和朋友们领导和发动的。他们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很多人觉悟了,脱离了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思想的束缚,利用用谘议局的合法身份,进行合法斗争,不论自觉不自觉都有力有利地动摇了清王朝的专制腐朽的政治基础。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反对利用会党袍哥势力,认为他们放浪不羁影响大局,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主张利用袍哥势力,认为他们可以深入基层,可以发动群众。张澜居其中,搞统一战线,即要防备袍哥势力的胡作非为,又要联络会党中的佼佼者,用以发动群众。他们三人虽然意见不同,但是互相尊重,互相谦让,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层,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始组织保路同志会,省中签名者逾十万,真是振臂一呼,全蜀响应,这是取得组织“合法性”的效果。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蒲殿俊当了十日都督,被“打起发者”,轰下了台。尹昌衡继任都督,大搞袍哥活动,成都“公口林立”。尹昌衡自封为“大汉公”,各种不良分子涌现出来,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寻仇报复,人心浮动,受其害者,都是善良的老百姓。蔡锷在云南,很不满意,以尹昌衡政府为哥老会政府,准备出兵进攻成都。张澜说服尹昌衡撤消会党公口,秩序渐复。蔡锷钦佩张澜之德,尤其是张澜在蒲殿俊领导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尹昌衡领导的四川军政府以及成渝两地合并后的四川军政府虽有极大的功劳,但他自己成功不邀功,成功不谋位,这是蔡锷所佩服的。


蜀北军政府之成立,是都督曾省斋和副都督张观风利用会堂势力而取得成功的。曾省斋因故南下重庆,后由张观风任正都督。由于袍哥势力胡作非为不可遏制,张观风不得不自动请求成都派大员治理。成都军政府委任张澜为川北宣慰使,张澜一到任,就杀了二十六县的为非作歹的袍哥大爷晏弘,川北才得安宁。以后四川各地,便敢于剪除横行霸道的会党头目。从此开始。蔡锷探悉自己的好朋友张澜有此勇敢行为,戏曰:“四川民众羞无管夷吾在,会当披发左袵矣!”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按约法规定,袁世凯若担任正式总统,还得由国会选举出来,1913年,张澜被川北人民选为国会议员,他就辞卸宣慰之职,而往北京。当时北京的分子,高兴地仿效美利坚民主,组织多党团体。由政党提名竞选大总统,宋教仁以孙中山同盟会为基础,网络了各式各样小党派团体,合并组织了国民党,但是他放弃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资本“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不以为然,另外组织了“中华革命党”。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合并共和党与统一党为进步党与国民党竞争,张澜从来反对“党同伐异”而主张“君子不党”。但受梁、汤、蒲的邀请,而盛情难却也就加入了进步党。当时蔡锷也是进步党人。袁世凯惟恐宋教仁得势而危及他的总统地位,而一举派人刺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一步步走向帝制复僻,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蹂躏。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终因为人心不齐,组织不善而失败。袁世凯更加肆无忌惮示意杨庶等六人组织筹安会,宣传改总统为帝制,抬举袁世凯做皇帝,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张澜激于义愤,在进步党的会议上,大大提倡礼义廉耻。他引用管子的话说:“礼义廉耻,国亡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当时正是袁世凯及其党羽,大杀异已之时,张润不畏恫吓,仗义执言,四座皆惊,邵明叔同之谓曰:表方,你来放火。原来梁启超与蔡锷,佯作拥袁世凯,暗地里反袁世凯。在赞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蔡锷投了赞成票,因而梁启超拉着张澜的手,密商反袁计划。蔡锷深知身陷虎穴,身不由已,故作荒唐,玩妓女小凤仙以表明心无大志,梁启超托故经天津追上海,联络反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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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90年时代    来源: 张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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