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张澜如何力促刘湘转变
廖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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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先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力主联共抗日,积极做刘湘的工作,逐步配合其他方面促成刘湘转变思想,作出“联共、反蒋、抗日”的决策。刘为反蒋抗日,图谋联络西广陈济棠、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和云南龙云,搞大西南同盟;联络冯玉祥、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和陕西张学良、杨虎城搞大西北同盟。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派高兴亚代表自己,韩复渠派冯推荐的郭春涛作代表,劝导和帮助刘湘拥护抗战,赞助民主,结交中共。高到刘部后的具体活动是:一、推荐汪导予、李荫枫训练刘部官兵。二、劝刘从政治上对抗蒋,主张和参加抗战,赞成民主和维护民主人士,对抗蒋的爱国政策和法西斯统治;劝刘同中共交友,促成刘派王干青去延安和接受李一氓、罗世文的联络。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派张曙时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再度返川,并派李一氓同来建立党与刘湘的正式联系。刘湘委托张澜和鲜英、钟体乾代表川康同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达成联合反蒋、抗日的协定。不久,李一氓回延安,党中央又派罗世文来与刘湘继续建立联系,在地方实力派中,进一步开展统战工作。行前,毛泽东主席接见罗世文,分析抗战以来政治形势,着重分析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等与蒋介石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指出:“刘湘处于同蒋介石的矛盾,迫于全国和四川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正逐渐倾向抗战,并想借用我党的威信和力量抵制蒋介石的控制和吞并,保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人物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作好了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罗世文接受任务,立即回到成都,向刘湘转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问候,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肯定了刘湘抗日救亡的立场。刘湘听了罗的谈话,很感兴趣,表示愿与共产党交朋友,愿意尽可能在他辖区内保护蒋介石要抓的政治犯;但要求不在他的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罗同意他的要求,之后,刘聘罗为顾问,还请担任他办的学员队政治教官。①三、推荐郭秉毅、汪导予参加刘部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郭(中共党员)还担任该会秘书长兼总干事,成了实际主办人;还组建了更核心的“武德励进会”,进行更秘密的反蒋抗日工作:1、监视王缵绪、邓汉祥的联蒋活动;2、掌握掩护在保安团中的16团(或18团)精兵;3、组织土宪兵,对抗蒋宪兵,土特务对抗蒋特务,还设情报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反蒋特的人员;4、主办民主性的《国难三日刊》;5、掌握保安处的组织、通讯、服务、联络等工作。②
在此前不久,李宗仁派参谋长叶琪来川,酝酿“红(軍)、桂、川大联合”,对付蒋介石的中央实力。叶、刘达成了协议。叶琪将返广西时,特介绍黄慕颜给刘湘,负联系川桂之责。后由刘湘的幕僚张斯可、乔毅夫、黄秋侠、王又鏞建议,派黄慕颜去南宁会见李宗仁,协商“联名请蒋先生领导抗日”。李宗仁表示赞同,即由黄慕颜起草请蒋介石领导抗体战争的通电,并商定由他将电稿带回四川征得刘湘同意后,再联络张学友、杨虎城、阎锡山等署名发出。
黄慕颜返成都,经刘湘赞同并商定又由他飞西安联络张、杨。黄慕颜到西安不几天,张、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发生。当时,各省地方实力派如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都统统通电全国,表示支持张、杨二将军。
刘湘则再成都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量,傅常、潘文华等钧主张立即调兵包围蒋介石在成都的軍分校和重庆行营,以策应西安。邓汉祥则不同意,说:“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搬得走吗?如张、杨放了蒋,我们又怎么下台?”
刘湘赞成邓汉祥的意见,要他去安慰蒋系人员。但仍急电黄慕颜,说:“枪毙蒋,湘即出兵。”事实上,刘湘派出的王缵绪部队已入陕西,到了汉中。同时,刘湘又通电对西安事变提出四项主张。其中第3条说:“西安事变,已使我国御侮之軍蒙受打击,若再继以大规模内战,我国家民族必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希望各省同仁以政治方法,促成和平解决”。并致电张学良,近议:“速求政治解决”。他还制止了第29军军长孙震率部队入陕准备讨伐张、杨的行动;因为孫震已遵何应钦2电令出动,其先头部队已到陕西宁强。刘湘则以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急电孫部:“就地停止待命,不得擅自行动”。孫震不得不停止前进。
在中共中央促进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对此,张澜表示支持。刘湘最初诧异,思考后感动地说:“共产党真以大局为重,不计思怨。经历长征,到北方不久,軍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杀蒋介石,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制造机会。这确是为国家着想,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非有当家作主风度,非有伟大眼光和气魄,做不到这一步!真令人折服”!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1937年2月10日,中共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红色政权政治;红軍改编;取消武装起义;停止没收土地政策。刘湘知道了党作如此重大的让步,震动感叹,思想又前进一步。张澜先生忆述当时情况说:“1937年3、4月间,我同刘湘谈及中国大局,他深恶自法币政策实施,中国财政已趋稳定;自西安事变解决,国共合作,中国统一已告成功;其为中国大害,而预灭亡中国者,只有日本。非准备抗日,不能救中国之亡;非拥护蒋委员长,不能实行抗日。以为今后当以拥蒋抗日为目的,任何困难,绝不改变。其时,适值川中旱灾广110余县,饥民遍地,情势极为严重。而一般奸人乘机造谣,以为刘故主席将有反抗蒋委员长之举动,一面密保行营,一面运动军队,内外互相勾结,企图扰乱川省,以遂其攘夺之计。成渝两地,闹得满城风雨,祸机迨一触即发!幸赖刘故主席坚守拥护蒋委员长之素志,及准备抗日之决心,处以镇定,遂得化险为夷。迨至整軍完毕,而事遂大白”。③至于这世间刘湘的联共思想,具体反应在处理两件大事的行动上:一是签订《红、桂、川軍事协定》;二是聘请张澜、钟体乾、乔毅夫、张斯可推荐的王干青为顾问,并1937年8、9月间得到中共在川搞统战工作负责同志支持,派王为刘湘驻延安代表,直接同中共中央联系。其经过是这样的:抗战爆发,党中央派张曙时、李一氓来川与刘湘建立正式联系后,刘湘也先后派代表叶雨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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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1987.12.25    来源: 未发表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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